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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问政中国 十问十答“港版国安法”


发布日期:2020-05-24 01:43   来源:未知   阅读:

  今年的全国两会,将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这意味着,全国人大将根据宪法和基本法赋权,直接就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实施立法。

  至此,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在国家安全方面几乎“不设防”的香港,将在中央的安排下,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屏障。

  涉港决定草案即将审议,严峻时刻,人大立法如何补上香港特区国家安全短板?风波不止、暴力难除,“港版国安法”如何守住“一国两制”底线? 看看新闻Knews两会特别节目《问政中国》邀请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和一国两制青年论坛主席、香港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委员何建宗,共同带来深入解读。

  田飞龙:从这一次两会议程列入这个决定草案来看,确实是中央史无前例的,以直接立法的方式来规制香港的国家安全事务。我觉得它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对于香港回归20多年来23条立法一直没有完成的现状,以及香港激进社会运动所带来的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持续损害,判断出仅仅依赖自治能力是难以有效应对。所以,中央是应急式的要制定这样一部法律,来确保香港“一国两制”下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能够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

  这样一部法律一旦落实下去,确实能够对“一国两制”的制度化,对于香港国家安全的这个制度的突破,起到一个引领性的作用,它是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港”里,一个非常重大的制度性举措。

  何建宗:事实上,《基本法》第23条早已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然而,回归20多年来,由于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极力阻挠和干扰,相关的23条立法推行的并不顺利。

  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香港回归以来国民教育的长期缺失,导致很多市民的身份认同不足,再加上反对派的宣传之下,很多人就觉得是把国家安全跟个人权力对立起来。这是我们国家安全的短板。我们看到去年的“修例风波”以来,反对派还有外部势力也肆意去鼓动很多香港市民,包括年轻人做出了包括攻击中央机构、特区政府机构、甚至普通市民等行为,这已经是公然推动一个分裂的活动,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有这个国家安全立法是非常及时的。

  3、新的法律将在哪些方面弥补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不设防”状态?

  田飞龙:香港原有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因为它作为主体部分的23条立法没有完成,因此,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就零散地处在一些刑事法律规定当中,还有一些是普通法上的罪名,它难以形成合力。

  我们这一部中央引入的“港版国安法”,它其实就是针对香港本地法的缺陷,先行一步,在其中规定对四种危害国家安全的典型犯罪,进行精准的规制,进行精准的惩罚,其实是为了打击在香港出现的极端本土主义跟外国干预势力。同时还要有中央的执行机构落地香港,这样的话,能够去塑造一个中央管制权跟香港自治权相结合的国安法执法体系。它更加严厉,更能形成合力。

  何建宗:我觉得震慑作用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看到从去年到现在,虽然我们在香港的街头暴力因为疫情的影响是减缓了很多,但是很多人也提出了例如“揽炒”这样的概念,就是试图从经济、政治、社会各个层面影响香港的繁荣稳定。所以我觉得,国家安全在香港直接立法是可以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的。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也借这个机会做出一些不实的谣传,包括说香港要实行网络管制,或者以后就不能有言论和示威自由等,所以我觉得下一步我们在立法完成以后,无论中央政府还是特区政府,也需要及时跟香港市民去做好解说,因为这个立法其实不会损害我们已有权力的自由,反而是可以让香港市民,在以后更好的享受基本法规定的权力和自由。

  田飞龙:总的概括,此次草案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律制度,一个是执行机制。法律制度是确定这一部国安法的基本目标、原则跟框架,而执行机制是要把这些目标、原则、框架落到实处,落到具体的执法机构、执法程序、相应的法律责任方面。

  当然,这个执法机制的设计会是比较复杂,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国家主体的国家安全标准的这样一种法律技术,与香港本地法制度证据、规则、程序之间的衔接,也涉及到我们中央要派出的,要设置的在港的执法机构,与香港本地执法机构之间的执法程序的合作,职能之间的一种协调。应该说法律成败的奥妙就在于细节,所以在法制的大框架定了之后,执法机制的细节就是特别考验法律智慧,特别考验“一国两制”当中,“两制”如何互动建构这样一种理性化的程度。

  同时,它也是一个测试标准,测试我们所讲的“一国两制”里面的中央管制权跟香港高度自治权它怎样有机结合。在国家安全事务的规制跟合作上,我觉得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试验课题。

  田飞龙:我们从王晨副委员长关于《决定(草案)》的说明中其实也了解到,中央曾经考虑过用多种方式来完成这样一个立法,最终采取了最高规格、最具权威性的立法程序,主要是考虑到这是“一国两制”当中的一件大事情。

  首先它在权威性上最高,其次它在科学性上、民主性上、还有制度的理性上,也要保证最高。所以这一次相关制度的推进采取了“两步走”的形式,先是“决定”再是“立法”,而且立法的方式也相当明确,是将相关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区在当地公布实施。可以说,这是一种“双重权威”的方式。

  它有两种在香港生效落地的方式,一种是由香港本地通过立法会转化立法,比如《国歌法》,但因为立法会的瘫痪拉布,以及香港现在这样一个管制的危机,如果还采取《国歌法》的旧例,由立法会转化实施,其实不利于及时有效的维护香港的国家安全,所以我们选择了由特区政府直接公布实施的方式。

  何建宗:在立法完成以后,在香港还需要很多方面的工作。第一,香港各个部门怎么去落实这个立法,包括执法和司法这两个很关键的方面。第二,在教育方面,我们注意到这个《决定(草案)》第五条是要求行政长官要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当中就包括有关国家安全的宣传教育。

  国家安全教育,不光是法律教育,更重要的是,不能再把国家安全污名化、妖魔化。现在,国家已经有一个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2014年提出的,所以国家安全的概念、含义已经远远超出在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23条的内涵。所以立法以后,能帮助香港做好国家安全教育,我们香港市民可以更主动积极的去维护国家安全。

  田飞龙:这一次的人大会立法,美国反应倒是非常强烈,扬言中国如果要在香港推行国安法,他们将会做出强烈回应。我觉得美国关于反对“港版国安法”立法以及要做出制裁威胁的声明,体现了美国一贯的霸权逻辑。美国从来都是在全世界各地干涉他国的内政,但是却妨碍其他国家依据主权跟宪法来管理自身事务,对中国香港的事务同样也是如此。

  这一次,不过是老调重弹。即便我们什么都不做,他也仍然会继续干预,然后继续煽动,继续在香港策划相应的“颜色革命”,所以它这样的威胁,我我们在法理上站得住脚能够去反驳,同时我们要有强有力的制度性的手段去进行反制。所以我们看到此次草案中明确指出,对美国任何的干预跟制裁进行反制,对任何与美国有关的,在香港从事这样一个干预行为的组织跟个人进行调查,进行立案,进行这样的一个惩罚,来检验我们这部法真正的效力跟威力。

  何建宗: 我们的基本法规定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一国两制”的方针也一直不变。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一直在变,包括复杂的国际形势,尤其在近两年也在大幅度的转变。

  我们的立法不是为了改变“一国两制”的制度,是为了更好的维护“一国两制”,让“一国两制”能够行稳致远,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个别反对派,这两天就说香港会变成“一国一制”,没有“一国两制”了,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制度虽然跟内地有差异,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制度要对国家有利。对国家有益,才是行稳致远的初心。

  我们看到针对一些港人的顾虑,中央也是明确表态,“一国两制”方针、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高度自治等都不会变。所以,港人们更加要有信心,如果在国家安全方面,香港能够补上这方面的短板的话,长远来说,“一国两制”的实践肯定会更加行稳致远,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田飞龙:此前,香港中联办发言人在谈及此次涉港议程时表示,这是堵塞香港国家安全法律漏洞的必要之举,也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治本之策。随着中美关系跟国际形势的不断变迁,香港原来的地位和角色也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整个香港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到底何去何从?不仅事关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现代化的整体前途,也事关每一个香港人的身家性命。所以从后期香港社会一些自身自发的反思来看,其实香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正在渴望国家给予香港,一种更加坚定有力的制度和政策上的支持。

  这个支持不再简单的偏向于一个经济层面,它是一个惠港的利益层面,包含了国家制度层面,包含了国家向香港提供更加可依靠的、更加理性的、更加权威化的一种安全产品、安全制度。这样才能够帮助香港高度自治,使香港社会能够应对将来的大风大浪,与国家一起经历民族复兴的挑战,一起走向民族复兴的辉煌前景。